我在大学求学时期下棋的时间较少,只是在暑假期间才有机会作大象棋表演,每场有12元的收入,作为我零花钱的补贴。1956年象棋正式列入体育运动项目并于是年8月由团中央和青年报联合举办了全国八大城市大中学生象棋比赛,我代表上海参赛荣获冠军,并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接见,荣幸万分。返校后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祝贺。1957年春,我又获上海市象棋个人赛冠军。紧接着第一届全国象棋赛前六名(杨官璘、王加良、刘亿慈、李义庭、侯玉山、何顺安)中的2-5名四大国手应邀访问上海。我和朱剑秋、龚一苇、韩文荣4人组成的上海队(何顺安因病未参加)出场应战。此时正是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向党提意见的高潮时期,我是应届毕业生,市委决定暂缓统一分配,留校参加整风。我外调参赛恰恰躲过了这一鸣放的高潮时期,赛后返校,形势开始转入了反击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右斗争。回想起来如没有四国手邀请赛,当时我年青气盛实话实说很难想象是会不经意间说些什么不得体的话呢!从这方面讲,象棋让我躲过了这一非常时期,幸甚!
    到了9月,学校运动进入尾声,我们400多位毕业生中有数人被打成右派,我班班长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调干生”、老党员,参加过延安整风,时任校党委委员)9月初开始统一分配,市政府有政策,优秀运动员不外流,由此我被分配至华东化工学校任外语助教(当时百分之90以上的同学都分配至外省市)。
    象棋又让我留在了上海,我能不爱象棋吗?
    我以上海市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957年(第二届、上海)和1958年(第三届、广州、)的第二、第三届全国个人象棋赛,均获第六名,跻身国手行列。自广州返沪后并未返校而直接参加了上海“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三棋集训队”,任队长(编制12人),1959年5月我又获上海市象棋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何顺安还是我去参加全运会象棋赛呢?因每项棋参赛名额只1名。领导考虑再三后找我谈心,言下之意是我有深造国际象棋的优越条件(象棋功底和俄语),希望我改下国际象棋,快速提高而去参赛。遗憾的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终究难成气候,在全运会赛事上我仅获第9名。
    返沪后领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体委决定成立三棋专业队,属上海体院运动系,仅6名编制,象棋、国际象棋、围棋二名。这就是说下棋对我来说已不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事业了。记得鲁迅曾说:如果个人的爱好特长能和仗以养家活口的工作、职业结合起来那真是人生乐事(原意)。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愿终身以象棋为事业。就这样我由教育界转入了体育界,成了一名真正的专业棋手了,但当时是专攻国际象棋。
    全运会上仅获第9,心中未免有些歉意,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在我毕生的棋艺生涯中,以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最为用功。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在1960年的全国国际象棋个人赛中荣获冠军。此后又获1962年全国冠军、1964年全国亚军、1966年全国亚军,并于1964年出访前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来我并未远离象棋,当时全国赛是三棋亲如兄弟,同时同在一个赛地举行,象棋界的老棋友仍时有重逢,闲时仍有把酒言欢的机会。平时双边互访的机会也不少,在上海,每逢节假日应各文化馆和工厂之邀也客串作大象棋表演和车论战,真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总的来说这近10年来我心情舒畅,事业有成,感到很幸福。在此特别再补充一点,文革前的专业运动员是十分幸运的。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每人每月享受伙食补贴,棋队每天1.6元,自交费每天0.3元。副食品享受特种供应待遇。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保证了专业运动员的营养健康。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上海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围棋元老顾水如老先生,其后是《围棋月刊》编辑曹钧石老先生,75岁的顾老曾是段祺瑞门下的清客,61岁的曹老性情刚烈直爽,是经常无意间得罪某副社长的不敬之徒。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第三个不幸之徒会是谁呢?其实当时棋社内有这样那样所谓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真是人人自危啊!
    谁知第三个受批之人竟是在下本人。8月间的某一个星期一,上午上班时一进大厅,突然见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徐某人是“棋社宣扬封资修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社会基础”,更有甚者,责问我与苏联棋手交谈些什么(因当时我充当棋手间交谈的临时翻译)。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步了曾钧石的后尘了。少不更事的造反派责令我靠边检查,且封我为“牛鬼蛇神队长”。每天上午带领顾曹两人扫大花园,下午写检查。当时我虽感委屈,但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莫名其妙之罪是难加我身的,很快会雨过天晴的。果然三个月后,在斗争的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气候下”,我迅速被恢复名誉,又成了革命群众了。好得很,我既不是保皇派又不是造反派,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这正符合我的个性、我的所求。这一事件也使我第一次去认真地感受人生百态。
    古今中外的书籍我虽阅读了不少,但只能记其事而不能会其意,更不能举一反三,我虽在而立之年,但涉世尚浅,尽管这一事件让我体会到社会丑恶的一面,但我相信人间仍有真善美。又是象棋带领着我去感受了人间的真诚、善良、友爱,带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和自信。成了逍遥派后无所事事,我一头钻进了我的“最爱”——上海的象棋圈内,放下大国手的臭架子去直面人生。
    在靠近淮海中路边上的柳林路上有一个小茶馆兼老虎灶。当时各行各业的业余高手均云集至此,徐大庆、徐和良、龚一苇、韩文荣等均是常客。我得知此讯后就去造访,受到棋友们热烈的欢迎。(未完待续)
 
    到了9月,学校运动进入尾声,我们400多位毕业生中有数人被打成右派,我班班长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调干生”、老党员,参加过延安整风,时任校党委委员)9月初开始统一分配,市政府有政策,优秀运动员不外流,由此我被分配至华东化工学校任外语助教(当时百分之90以上的同学都分配至外省市)。
    象棋又让我留在了上海,我能不爱象棋吗?
    我以上海市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957年(第二届、上海)和1958年(第三届、广州、)的第二、第三届全国个人象棋赛,均获第六名,跻身国手行列。自广州返沪后并未返校而直接参加了上海“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三棋集训队”,任队长(编制12人),1959年5月我又获上海市象棋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何顺安还是我去参加全运会象棋赛呢?因每项棋参赛名额只1名。领导考虑再三后找我谈心,言下之意是我有深造国际象棋的优越条件(象棋功底和俄语),希望我改下国际象棋,快速提高而去参赛。遗憾的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终究难成气候,在全运会赛事上我仅获第9名。
    返沪后领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体委决定成立三棋专业队,属上海体院运动系,仅6名编制,象棋、国际象棋、围棋二名。这就是说下棋对我来说已不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事业了。记得鲁迅曾说:如果个人的爱好特长能和仗以养家活口的工作、职业结合起来那真是人生乐事(原意)。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愿终身以象棋为事业。就这样我由教育界转入了体育界,成了一名真正的专业棋手了,但当时是专攻国际象棋。
    全运会上仅获第9,心中未免有些歉意,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在我毕生的棋艺生涯中,以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最为用功。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在1960年的全国国际象棋个人赛中荣获冠军。此后又获1962年全国冠军、1964年全国亚军、1966年全国亚军,并于1964年出访前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来我并未远离象棋,当时全国赛是三棋亲如兄弟,同时同在一个赛地举行,象棋界的老棋友仍时有重逢,闲时仍有把酒言欢的机会。平时双边互访的机会也不少,在上海,每逢节假日应各文化馆和工厂之邀也客串作大象棋表演和车论战,真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总的来说这近10年来我心情舒畅,事业有成,感到很幸福。在此特别再补充一点,文革前的专业运动员是十分幸运的。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每人每月享受伙食补贴,棋队每天1.6元,自交费每天0.3元。副食品享受特种供应待遇。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保证了专业运动员的营养健康。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上海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围棋元老顾水如老先生,其后是《围棋月刊》编辑曹钧石老先生,75岁的顾老曾是段祺瑞门下的清客,61岁的曹老性情刚烈直爽,是经常无意间得罪某副社长的不敬之徒。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第三个不幸之徒会是谁呢?其实当时棋社内有这样那样所谓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真是人人自危啊!
    谁知第三个受批之人竟是在下本人。8月间的某一个星期一,上午上班时一进大厅,突然见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徐某人是“棋社宣扬封资修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社会基础”,更有甚者,责问我与苏联棋手交谈些什么(因当时我充当棋手间交谈的临时翻译)。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步了曾钧石的后尘了。少不更事的造反派责令我靠边检查,且封我为“牛鬼蛇神队长”。每天上午带领顾曹两人扫大花园,下午写检查。当时我虽感委屈,但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莫名其妙之罪是难加我身的,很快会雨过天晴的。果然三个月后,在斗争的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气候下”,我迅速被恢复名誉,又成了革命群众了。好得很,我既不是保皇派又不是造反派,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这正符合我的个性、我的所求。这一事件也使我第一次去认真地感受人生百态。
    古今中外的书籍我虽阅读了不少,但只能记其事而不能会其意,更不能举一反三,我虽在而立之年,但涉世尚浅,尽管这一事件让我体会到社会丑恶的一面,但我相信人间仍有真善美。又是象棋带领着我去感受了人间的真诚、善良、友爱,带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和自信。成了逍遥派后无所事事,我一头钻进了我的“最爱”——上海的象棋圈内,放下大国手的臭架子去直面人生。
    在靠近淮海中路边上的柳林路上有一个小茶馆兼老虎灶。当时各行各业的业余高手均云集至此,徐大庆、徐和良、龚一苇、韩文荣等均是常客。我得知此讯后就去造访,受到棋友们热烈的欢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