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嘉宾访谈：国际象棋首先要在老百姓中普及（谢军）
——中国棋文化广州峰会嘉宾访谈：谢军。 采访：施绍宗
先后3次夺得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的谢军对广州日报有很深的感情，这源于2000年的一次引起了轰动的比赛，当年4月，本报主办了由女子世界冠军谢军对抗男子世界冠军卡尔波夫的首次国际象棋世界棋王棋后“性别大战”，虽然谢军最终以2比4告负，但谢军对本报出资全程赞助该比赛表示感谢。同样，当《广州日报》作为主办单位全程资助即将于本月28日至3月1日在广州新长隆酒店举行的中国棋文化峰会时，谢军很自然地成为本报邀请的嘉宾之一，可惜她由于要在北京参加“两会”而无法出席棋文化峰会。日前，担任北京棋院院长的谢军在她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专访，访谈完毕后，她还为本次棋文化峰会题词——“祝中国棋文化峰会圆满成功”。
谈棋文化
“棋在现代社会要成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棋文化。”
施绍宗：首次举行的中国棋文化峰会很快就要召开了，虽然你因为要在北京开“两会”而不能参加棋文化峰会，但大家都很想听听你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对棋文化的高见。
谢军：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与以前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棋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是文明的智力游戏。现在就连五子棋也被列入将于今年举行的首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了。
我认为，下棋首先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是精神的东西，把棋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但也不能只是纯粹谈精神。没有知音，没有交流，就难以共鸣。棋在现代社会要成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棋文化。我关注的是项目的普及、发展以及棋类人口。基础好的如象棋、围棋，能以自身的特点发展。新的项目如国际跳棋、五子棋，首先要在老百姓中普及。我特别关心的是青少年教育和运动竞技的关系，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在国际象棋上更有领悟，没有普及，再好也是“一条腿”。国际象棋在俄罗斯、欧美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并参与这一项目。但话又说回来，棋毕竟是体育项目，因此要保证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中国体育很强的功能是为国争光，因此我们一直是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
施绍宗：不少城市的国际象棋在小学开展得很不错，有越来越多小孩学国际象棋，但在成人中却难觅知音，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军：对棋的爱好有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要有知音，要能交流，要有合适的土壤，否则只能等待。围棋与象棋都跟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有关，国际象棋在中国太年轻，还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虽然现在有一些大学生喜欢这项在中国大众中还属于冷门的项目，但他们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却难觅知音。在前苏联，几乎谁都会下国际象棋。在中国普及国际象棋还要靠时间的积累，首先要抓数量，也就是说，要让更多中国人会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在中国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还需要时间。
施绍宗：中国已越来越国际化，你觉得国际象棋以后在中国会流行起来吗？
谢军：以后生活节奏会越来越快，80后的人将成为骨干，那时会流行什么就难说了。
谈当官
“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要让他们喜欢而且多参与，工作才能活起来。”
施绍宗：你当了北京棋院院长后主要抓些什么？
谢军：应该说，棋类项目的普及与发展都比以前好多了，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重要性却下降了，现在的日子好了，生活丰富多彩，选择比以前多了很多。就拿婚姻来说，当代人的感情更丰富，要求也更高，因此离婚率也比以前高多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展的项目要贴近老百姓，比如老百姓有时候喜欢高手出错，什么智力项目高手会出错呢？纯技术的项目，高手不容易出错，就算出错了，一般人还是玩不过职业选手，只有技术与运气成分各半的项目，老百姓才有机会胜出，而这些项目，如扑克牌中的“拖拉机”、“斗地主”等等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玩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从一线专业棋手转为基层棋类工作者，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要让他们喜欢而且多参与，工作才能活起来。也要开展纯竞技性的项目，但这不是唯一的。我们要培养土壤，就是搞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因为只有广泛参与性的项目才有商业推广的市场。老百姓特别喜欢带有偶然性的智力游戏，这是我当了北京棋院院长后才有的体会。
施绍宗：你当官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谢军：当北京棋院院长也算不上多大的官，但位置不同了，视角也因此不同，最深的感受是，更多地强调服务意识。原来我当棋手时，没觉得有多少人在帮我，现在做了行政工作后，才知道在棋手后面有一个系统在运转，在为棋手服务，这才明白棋手的简单生活来之不易。
施绍宗：你从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在北京西城区教委挂职副主任，这段经历对你有何影响？
谢军：这段经历对我的作用很大，我挂职后更多的是考虑学生的需要，而以前我一直是专业队的思维。
施绍宗：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从一线淡出转向行政工作？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你更喜欢哪一种？
谢军：生活不应该只有下棋这一项。做顶尖棋手，你不可能混日子，我一年有9个月在外面漂着，没有孩子的时候还好办，有了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考虑很多实际的问题。当然，漂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当个小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不存在我更喜欢什么的问题，这只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做专业棋手确实很辛苦，但内心世界更丰富，更充实。
施绍宗：国外不是有很多顶尖棋手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吗？你是怎么看这一现象的？
谢军：中国的体制与外国不一样。在中国，棋手是集体当中的一员，而在外国，棋手更职业化。另外，男棋手的运动寿命比女棋手要长，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花开得早，凋谢得也早。我认为，在中国我们可以活得更现实。作为棋手，我迟早都要退出第一线，再拖几年没多大的意义，反正都要退，还不如早一点。
谈家庭
“我在女儿的教育方面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一堆书，但并不强迫她读。”
施绍宗：你好像没再写博客了，具体是什么原因？以前你的博客不是挺“火”的吗？
谢军：我的博客早就废了，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后来觉得太累了。
施绍宗：能谈谈你的家庭生活吗？特别是你的女儿。
谢军：我的丈夫吴少彬现在国少队当教练，有时也回新加坡，他已入了新加坡籍，我俩有时会回新加坡休假。我女儿现在6岁多了，正读小学二年级。我们夫妻俩都是下国际象棋的，也教女儿下棋，但她对胜负不敏感。不过，虽然女儿在棋上的天分弱一点，但她在学习与认知方面很有兴趣，在阅读方面最有才能，泛读能力强，阅读速度快，知识面很广。
我一般不让女儿碰电脑，她这么大了也就玩过几次电脑。我没准备把她培养成电脑高手，她现在对文科感兴趣，有一本关于养生的大部头，我都看不下来，她却看得津津有味，真是服了她了。我在女儿的教育方面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一堆书，但并不强迫她读。
图片请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699b010177j8.html
——中国棋文化广州峰会嘉宾访谈：谢军。 采访：施绍宗
先后3次夺得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的谢军对广州日报有很深的感情，这源于2000年的一次引起了轰动的比赛，当年4月，本报主办了由女子世界冠军谢军对抗男子世界冠军卡尔波夫的首次国际象棋世界棋王棋后“性别大战”，虽然谢军最终以2比4告负，但谢军对本报出资全程赞助该比赛表示感谢。同样，当《广州日报》作为主办单位全程资助即将于本月28日至3月1日在广州新长隆酒店举行的中国棋文化峰会时，谢军很自然地成为本报邀请的嘉宾之一，可惜她由于要在北京参加“两会”而无法出席棋文化峰会。日前，担任北京棋院院长的谢军在她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专访，访谈完毕后，她还为本次棋文化峰会题词——“祝中国棋文化峰会圆满成功”。
谈棋文化
“棋在现代社会要成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棋文化。”
施绍宗：首次举行的中国棋文化峰会很快就要召开了，虽然你因为要在北京开“两会”而不能参加棋文化峰会，但大家都很想听听你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对棋文化的高见。
谢军：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与以前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棋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是文明的智力游戏。现在就连五子棋也被列入将于今年举行的首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了。
我认为，下棋首先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是精神的东西，把棋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但也不能只是纯粹谈精神。没有知音，没有交流，就难以共鸣。棋在现代社会要成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棋文化。我关注的是项目的普及、发展以及棋类人口。基础好的如象棋、围棋，能以自身的特点发展。新的项目如国际跳棋、五子棋，首先要在老百姓中普及。我特别关心的是青少年教育和运动竞技的关系，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在国际象棋上更有领悟，没有普及，再好也是“一条腿”。国际象棋在俄罗斯、欧美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并参与这一项目。但话又说回来，棋毕竟是体育项目，因此要保证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中国体育很强的功能是为国争光，因此我们一直是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
施绍宗：不少城市的国际象棋在小学开展得很不错，有越来越多小孩学国际象棋，但在成人中却难觅知音，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军：对棋的爱好有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要有知音，要能交流，要有合适的土壤，否则只能等待。围棋与象棋都跟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有关，国际象棋在中国太年轻，还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虽然现在有一些大学生喜欢这项在中国大众中还属于冷门的项目，但他们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却难觅知音。在前苏联，几乎谁都会下国际象棋。在中国普及国际象棋还要靠时间的积累，首先要抓数量，也就是说，要让更多中国人会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在中国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还需要时间。
施绍宗：中国已越来越国际化，你觉得国际象棋以后在中国会流行起来吗？
谢军：以后生活节奏会越来越快，80后的人将成为骨干，那时会流行什么就难说了。
谈当官
“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要让他们喜欢而且多参与，工作才能活起来。”
施绍宗：你当了北京棋院院长后主要抓些什么？
谢军：应该说，棋类项目的普及与发展都比以前好多了，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重要性却下降了，现在的日子好了，生活丰富多彩，选择比以前多了很多。就拿婚姻来说，当代人的感情更丰富，要求也更高，因此离婚率也比以前高多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展的项目要贴近老百姓，比如老百姓有时候喜欢高手出错，什么智力项目高手会出错呢？纯技术的项目，高手不容易出错，就算出错了，一般人还是玩不过职业选手，只有技术与运气成分各半的项目，老百姓才有机会胜出，而这些项目，如扑克牌中的“拖拉机”、“斗地主”等等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玩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从一线专业棋手转为基层棋类工作者，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要让他们喜欢而且多参与，工作才能活起来。也要开展纯竞技性的项目，但这不是唯一的。我们要培养土壤，就是搞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因为只有广泛参与性的项目才有商业推广的市场。老百姓特别喜欢带有偶然性的智力游戏，这是我当了北京棋院院长后才有的体会。
施绍宗：你当官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谢军：当北京棋院院长也算不上多大的官，但位置不同了，视角也因此不同，最深的感受是，更多地强调服务意识。原来我当棋手时，没觉得有多少人在帮我，现在做了行政工作后，才知道在棋手后面有一个系统在运转，在为棋手服务，这才明白棋手的简单生活来之不易。
施绍宗：你从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在北京西城区教委挂职副主任，这段经历对你有何影响？
谢军：这段经历对我的作用很大，我挂职后更多的是考虑学生的需要，而以前我一直是专业队的思维。
施绍宗：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从一线淡出转向行政工作？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你更喜欢哪一种？
谢军：生活不应该只有下棋这一项。做顶尖棋手，你不可能混日子，我一年有9个月在外面漂着，没有孩子的时候还好办，有了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考虑很多实际的问题。当然，漂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当个小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不存在我更喜欢什么的问题，这只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做专业棋手确实很辛苦，但内心世界更丰富，更充实。
施绍宗：国外不是有很多顶尖棋手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吗？你是怎么看这一现象的？
谢军：中国的体制与外国不一样。在中国，棋手是集体当中的一员，而在外国，棋手更职业化。另外，男棋手的运动寿命比女棋手要长，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花开得早，凋谢得也早。我认为，在中国我们可以活得更现实。作为棋手，我迟早都要退出第一线，再拖几年没多大的意义，反正都要退，还不如早一点。
谈家庭
“我在女儿的教育方面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一堆书，但并不强迫她读。”
施绍宗：你好像没再写博客了，具体是什么原因？以前你的博客不是挺“火”的吗？
谢军：我的博客早就废了，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后来觉得太累了。
施绍宗：能谈谈你的家庭生活吗？特别是你的女儿。
谢军：我的丈夫吴少彬现在国少队当教练，有时也回新加坡，他已入了新加坡籍，我俩有时会回新加坡休假。我女儿现在6岁多了，正读小学二年级。我们夫妻俩都是下国际象棋的，也教女儿下棋，但她对胜负不敏感。不过，虽然女儿在棋上的天分弱一点，但她在学习与认知方面很有兴趣，在阅读方面最有才能，泛读能力强，阅读速度快，知识面很广。
我一般不让女儿碰电脑，她这么大了也就玩过几次电脑。我没准备把她培养成电脑高手，她现在对文科感兴趣，有一本关于养生的大部头，我都看不下来，她却看得津津有味，真是服了她了。我在女儿的教育方面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一堆书，但并不强迫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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