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铜奖征文：棋起起落落数百秋（杨柏伟）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四个高峰期
按照象棋发展史的分期，我们一般把1912年以前的时期划分为古代，把1912—1956年划分为近代，1956年之后为现代；三个时代印行、出版的象棋书谱，其数量之多真可以用“汗牛充栋”四个字形容，审视象棋出版史，我们可以依稀看到那一条起起落落的波状曲线。
就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刻本象棋谱应该是刊印于明嘉靖之前的《梦入神机》。《梦》谱之后的明代棋谱还有《百变象棋谱》[嘉靖元年（1522）刊印，但目前所见的均为明版清印本]、《适情雅趣》[隆庆四年（1570）刊印]、《橘中秘》[崇祯五年（1632）刊印]等三部，可以说晚明是象棋出版的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但是它还不能称之为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我们都知道清代有四大排局名谱，那么您知道这四部象棋古典名著的刊印、成书时间吗？答案是它们都产生于清嘉庆年间。请看：《心武残编》刊印于嘉庆五年（1800），《百局象棋谱》刊印于嘉庆六年（1801），《竹香斋象戏谱》初刊于嘉庆九年（1804）、修订补充本刊印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大名谱中唯一未能刻印行世的《渊深海阔》成书于嘉庆十三年（1808）。也是在嘉庆年间，松江名手薛丙增订了象棋全局谱《梅花泉》（本谱以抄本流传于世，有一部精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数年前笔者因参与《中华大典?棋牌博弈部》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而有幸寓目，并以较为公道的价格复印了该书的序文）。仅存的两部古代实战对局谱《吴绍龙象棋谱》、《石杨遗局》（均以抄本流传）所记录的都是乾嘉年间的象棋名手对局谱。
值得一提的是，《百局象棋谱》问世之后，在民间流传甚广、版本繁多，书商竞相翻印，为了谋利，招揽生意，书商们还搞出了不少名堂，这部象棋谱也许算得上当时的一部“畅销书”吧！
嘉庆以后，固然还有《烂柯神机》（1844)、《新增神妙变化象棋谱》（1866）、《满盘象棋谱》（1871）、《蕉窗逸品》（1879）、《烂柯真机》（1896）等棋谱刊行，但无论是质量，还是规模都无法与四大名谱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把清嘉庆时期称为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当年有“全国棋坛总司令”之誉的谢侠逊编著的《象棋谱大全》三集的陆续问世。在当时出版如此一套卷帙浩繁的大型棋谱，是史无前例的。《大全》由著名的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同样也是应当大书一笔的。这套书的初集出版于1927年4月，同年12月推出二集，1929年7月出齐三集，效率之高，令人神往。而这套书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是令人瞩目的，至1950年共计印行九次，第九次重印的印数尚且达到3千册。半个多世纪后，上海书店又推出了《象棋谱大全》的影印本，第一版的印数居然达到了10万册。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二个高峰期戛然而止。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虽然也出现过如《新编象棋谱》（谢侠逊著，1934年出版）、《象戏勾玄》（周德裕、李善卿合编，1936年出版）、《象棋残局新谱》（傅荣年著，1940年出版）、《象棋指归》（贾题韬著，1941年出版）、《象棋战略》（邵次明编著，1948年出版）等精品棋谱，但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象棋谱大全》那样的出版盛况了。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三个高峰期出现在1956—1966年间。我们知道，1956年是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份：这年1月，中国象棋被正式列为国家体育项目；5月，《象棋》月刊在广州创刊（至1966年5月停刊，共出刊121期）；8月，由国家体委审订的第一版《中国象棋规则》在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12月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在北京举行。由此迎来中国象棋出版史的又一个高峰期可说是水到渠成。
“文革”前十年间，象棋谱的出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四地，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两家出版社成为出版象棋书的“老字号”名牌出版社。那一时期出版的象棋谱虽然品种少，但精品多，因为几乎全部出自名家手笔。人民体育出版社于1957—1962年间陆续出版的由杨官璘、陈松顺等合编的《中国象棋谱》三集，是现代中国象棋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即使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套书仍大量重印，影响了几代棋手。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1956—1964年各届全国象棋赛对局选（共7本），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五六十年代年度对局选（共7本）、《象棋全盘战术》（两集，屠景明、朱剑秋著）、《巡河炮对屏风马》（李义庭著）、《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何顺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象棋前锋》、《象棋后卫》、《象棋中锋》（王嘉良、李德林著）等书谱，在当时被棋迷视为提高棋力的“葵花宝典”，而在今天则成为藏谱爱好者爱不释手的宠物。
象棋的布局技术更新较快，因此布局类的象棋谱虽然很受棋迷的欢迎，但它的生命力相对而言要短暂一些。所以“文革”前的精品象棋谱后来基本上都绝版了，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屠景明编著的《象棋实用残局》一、二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1961年出版）。这套书在“文革”前虽然也有重印，但它的真正畅销却是“文革”结束后1979年推出的再版本，前后二十年间，这两本《实用残局》屡屡重印，累计印数达到四十余万套。中国棋坛老中青棋手几乎都从这本书中获得教益，这是一套真正当得起“实用”二字的“象棋残局教科书”。直到新世纪伊始，上海文化出版社尚且将这套“老书”合二为一、重新包装出版，一本象棋书如此“长命”，可以说是象棋出版史上的奇迹。
十年“文革”，荒唐一梦。“文革”期间，象棋被列为“四旧”，全国赛停办，专业队解散，全国唯一的《象棋》月刊停刊，象棋书的出版也出现了长长的一段“空白期”。这一现象直到“文革”后期，随着象棋项目的恢复而有所改观。人民体育体育出版社再版了《中国象棋谱》、《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郑德丰编，1966年初版），成都和温州内部发行《象棋资料》（1973—1979年间不定期出刊14期）、《鹿城棋苑》（1975年创刊，前8期油印，从第9期起改为铅印）两种棋刊。“文革”书荒期间，各地棋友自费印制的大量油印本棋谱、棋刊虽然在今天看来过于简陋，但在当时却对传播象棋艺术、发展象棋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革”结束一年后，人民体育出版社率先出版杨官璘的《弈林新编》，这本书的初版印数高得惊人，达到50万册，这是中国象棋出版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此前后，《象棋》月刊复刊，《象棋研究》、《上海象棋》、《北方棋艺》等刊物问世，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四个高峰期呼之欲出。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四个高峰期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然也可以从1977年算起，到2000年为止），这一时期象棋赛事、活动频繁，媒体宣传得力（尤其是《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三大晚报“巨子”的贡献），象棋出版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1985年，全国第一家专业棋牌出版社——蜀蓉棋艺出版社在成都成立，这家新生的出版社诞生后不多久，就取代了老牌的人民体育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成为棋牌出版的“龙头老大”。
也是1985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出现了象棋“七刊二报”同时并存的鼎盛局面。“七刊”分别为广州《象棋》、上海《上海象棋》、哈尔滨《北方棋艺》和《象棋研究》、成都《成都棋苑》、沈阳《棋友》、温州《鹿城棋苑》；“二报”是广州《象棋报》、北京《棋牌周报》。虽然《鹿城》在1985年停刊、《成都》在1986年停刊，但“五刊二报”在数年内稳定地并存已是非同小可。
20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精品象棋谱指不胜屈，堪称翘楚的有：《十连冠的棋艺精华》（胡荣华、徐天利著，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反宫马专集》（胡荣华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盘河马探秘》（刘殿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象棋攻防战术》（言穆江著，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流行布局新变探索》（蒋全胜、李艾东著，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象棋残局新论》（贾题韬著，《成都棋苑》出版）、《象棋开局战理》（黄少龙著，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等。
1986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屠景明编著的《中国象棋词典》，是这家以出版《辞海》等工具书知名的出版社在棋类专科辞典编纂上的有益尝试，也是该社在棋书出版上迈出的第一步。《中国象棋词典》初版即印了7万册，并被香港万里书局购买了版权。《中国象棋词典》多次重印，累计印数接近30万册。在先后出齐了“三棋一牌”专科词典后，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推出了《象棋名局赏析辞典》（共三集）、《胡荣华妙局精萃》、《吕钦棋路》、《象棋竞赛规则》（1999年版）等一系列象棋书籍，在出书品种、经济效益方面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呈并驾齐驱之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象棋书的品种丰富了，出版象棋书的单位也不再是“文革”前屈指可数的几家，选题重复的问题在此时已经露出苗头，但因为象棋环境和出版环境都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书的品种虽多，印数也比较大，但市场依然能够消化。直至2000年，全国还有《象棋》、《上海象棋》、《棋艺》（1998年起《北方棋艺》改名为《棋艺》）、《象棋研究》、《棋牌世界?象棋》（1999年于成都创刊）、《象棋天地》（中国象棋协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不定期丛刊）和《棋牌周报》、《象棋世界报》（1999年于丹东创刊，内部发行）等“六刊二报”并存。然而待到2004年，上述的六家刊物仅有《棋艺》、《象棋研究》幸存，《象棋世界报》“变身”为《象棋世界》月刊（用香港刊号），棋报全部消失。不能不承认象棋出版进入“低谷期”。
作为一个“编龄”20年、编辑过几十本象棋书刊的我，只能结合自身的经验，总结出几点教训：其一、选题不精；其二、印数确定不谨慎；其三、宣传不力。其实即使在目前这个出版环境很不好的时期，出版象棋书应该说还是有经济效益的，许多象棋初级入门书依然经常脱销、加印，但是出版象棋书的获利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中所占的份额不高，不可能成为出版社的经济支柱，往往被认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如果出版社的领导对棋书不感兴趣，那这个“可有可无”的小项目就极有可能被砍掉（笔者就是一个“被砍”的鲜活实例）。
象棋出版如何走出低谷，固然要期待大环境（出版环境、象棋环境）的改善，但光是期待未免太消极，象棋同仁应该群策群力，同舟共济，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环境，培育象棋市场！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四个高峰期
按照象棋发展史的分期，我们一般把1912年以前的时期划分为古代，把1912—1956年划分为近代，1956年之后为现代；三个时代印行、出版的象棋书谱，其数量之多真可以用“汗牛充栋”四个字形容，审视象棋出版史，我们可以依稀看到那一条起起落落的波状曲线。
就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刻本象棋谱应该是刊印于明嘉靖之前的《梦入神机》。《梦》谱之后的明代棋谱还有《百变象棋谱》[嘉靖元年（1522）刊印，但目前所见的均为明版清印本]、《适情雅趣》[隆庆四年（1570）刊印]、《橘中秘》[崇祯五年（1632）刊印]等三部，可以说晚明是象棋出版的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但是它还不能称之为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我们都知道清代有四大排局名谱，那么您知道这四部象棋古典名著的刊印、成书时间吗？答案是它们都产生于清嘉庆年间。请看：《心武残编》刊印于嘉庆五年（1800），《百局象棋谱》刊印于嘉庆六年（1801），《竹香斋象戏谱》初刊于嘉庆九年（1804）、修订补充本刊印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大名谱中唯一未能刻印行世的《渊深海阔》成书于嘉庆十三年（1808）。也是在嘉庆年间，松江名手薛丙增订了象棋全局谱《梅花泉》（本谱以抄本流传于世，有一部精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数年前笔者因参与《中华大典?棋牌博弈部》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而有幸寓目，并以较为公道的价格复印了该书的序文）。仅存的两部古代实战对局谱《吴绍龙象棋谱》、《石杨遗局》（均以抄本流传）所记录的都是乾嘉年间的象棋名手对局谱。
值得一提的是，《百局象棋谱》问世之后，在民间流传甚广、版本繁多，书商竞相翻印，为了谋利，招揽生意，书商们还搞出了不少名堂，这部象棋谱也许算得上当时的一部“畅销书”吧！
嘉庆以后，固然还有《烂柯神机》（1844)、《新增神妙变化象棋谱》（1866）、《满盘象棋谱》（1871）、《蕉窗逸品》（1879）、《烂柯真机》（1896）等棋谱刊行，但无论是质量，还是规模都无法与四大名谱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把清嘉庆时期称为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当年有“全国棋坛总司令”之誉的谢侠逊编著的《象棋谱大全》三集的陆续问世。在当时出版如此一套卷帙浩繁的大型棋谱，是史无前例的。《大全》由著名的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同样也是应当大书一笔的。这套书的初集出版于1927年4月，同年12月推出二集，1929年7月出齐三集，效率之高，令人神往。而这套书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是令人瞩目的，至1950年共计印行九次，第九次重印的印数尚且达到3千册。半个多世纪后，上海书店又推出了《象棋谱大全》的影印本，第一版的印数居然达到了10万册。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二个高峰期戛然而止。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虽然也出现过如《新编象棋谱》（谢侠逊著，1934年出版）、《象戏勾玄》（周德裕、李善卿合编，1936年出版）、《象棋残局新谱》（傅荣年著，1940年出版）、《象棋指归》（贾题韬著，1941年出版）、《象棋战略》（邵次明编著，1948年出版）等精品棋谱，但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象棋谱大全》那样的出版盛况了。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三个高峰期出现在1956—1966年间。我们知道，1956年是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份：这年1月，中国象棋被正式列为国家体育项目；5月，《象棋》月刊在广州创刊（至1966年5月停刊，共出刊121期）；8月，由国家体委审订的第一版《中国象棋规则》在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12月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在北京举行。由此迎来中国象棋出版史的又一个高峰期可说是水到渠成。
“文革”前十年间，象棋谱的出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四地，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两家出版社成为出版象棋书的“老字号”名牌出版社。那一时期出版的象棋谱虽然品种少，但精品多，因为几乎全部出自名家手笔。人民体育出版社于1957—1962年间陆续出版的由杨官璘、陈松顺等合编的《中国象棋谱》三集，是现代中国象棋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即使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套书仍大量重印，影响了几代棋手。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1956—1964年各届全国象棋赛对局选（共7本），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五六十年代年度对局选（共7本）、《象棋全盘战术》（两集，屠景明、朱剑秋著）、《巡河炮对屏风马》（李义庭著）、《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何顺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象棋前锋》、《象棋后卫》、《象棋中锋》（王嘉良、李德林著）等书谱，在当时被棋迷视为提高棋力的“葵花宝典”，而在今天则成为藏谱爱好者爱不释手的宠物。
象棋的布局技术更新较快，因此布局类的象棋谱虽然很受棋迷的欢迎，但它的生命力相对而言要短暂一些。所以“文革”前的精品象棋谱后来基本上都绝版了，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屠景明编著的《象棋实用残局》一、二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1961年出版）。这套书在“文革”前虽然也有重印，但它的真正畅销却是“文革”结束后1979年推出的再版本，前后二十年间，这两本《实用残局》屡屡重印，累计印数达到四十余万套。中国棋坛老中青棋手几乎都从这本书中获得教益，这是一套真正当得起“实用”二字的“象棋残局教科书”。直到新世纪伊始，上海文化出版社尚且将这套“老书”合二为一、重新包装出版，一本象棋书如此“长命”，可以说是象棋出版史上的奇迹。
十年“文革”，荒唐一梦。“文革”期间，象棋被列为“四旧”，全国赛停办，专业队解散，全国唯一的《象棋》月刊停刊，象棋书的出版也出现了长长的一段“空白期”。这一现象直到“文革”后期，随着象棋项目的恢复而有所改观。人民体育体育出版社再版了《中国象棋谱》、《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郑德丰编，1966年初版），成都和温州内部发行《象棋资料》（1973—1979年间不定期出刊14期）、《鹿城棋苑》（1975年创刊，前8期油印，从第9期起改为铅印）两种棋刊。“文革”书荒期间，各地棋友自费印制的大量油印本棋谱、棋刊虽然在今天看来过于简陋，但在当时却对传播象棋艺术、发展象棋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革”结束一年后，人民体育出版社率先出版杨官璘的《弈林新编》，这本书的初版印数高得惊人，达到50万册，这是中国象棋出版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此前后，《象棋》月刊复刊，《象棋研究》、《上海象棋》、《北方棋艺》等刊物问世，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四个高峰期呼之欲出。
中国象棋出版史的第四个高峰期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然也可以从1977年算起，到2000年为止），这一时期象棋赛事、活动频繁，媒体宣传得力（尤其是《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三大晚报“巨子”的贡献），象棋出版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1985年，全国第一家专业棋牌出版社——蜀蓉棋艺出版社在成都成立，这家新生的出版社诞生后不多久，就取代了老牌的人民体育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成为棋牌出版的“龙头老大”。
也是1985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出现了象棋“七刊二报”同时并存的鼎盛局面。“七刊”分别为广州《象棋》、上海《上海象棋》、哈尔滨《北方棋艺》和《象棋研究》、成都《成都棋苑》、沈阳《棋友》、温州《鹿城棋苑》；“二报”是广州《象棋报》、北京《棋牌周报》。虽然《鹿城》在1985年停刊、《成都》在1986年停刊，但“五刊二报”在数年内稳定地并存已是非同小可。
20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精品象棋谱指不胜屈，堪称翘楚的有：《十连冠的棋艺精华》（胡荣华、徐天利著，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反宫马专集》（胡荣华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盘河马探秘》（刘殿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象棋攻防战术》（言穆江著，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流行布局新变探索》（蒋全胜、李艾东著，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象棋残局新论》（贾题韬著，《成都棋苑》出版）、《象棋开局战理》（黄少龙著，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等。
1986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屠景明编著的《中国象棋词典》，是这家以出版《辞海》等工具书知名的出版社在棋类专科辞典编纂上的有益尝试，也是该社在棋书出版上迈出的第一步。《中国象棋词典》初版即印了7万册，并被香港万里书局购买了版权。《中国象棋词典》多次重印，累计印数接近30万册。在先后出齐了“三棋一牌”专科词典后，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推出了《象棋名局赏析辞典》（共三集）、《胡荣华妙局精萃》、《吕钦棋路》、《象棋竞赛规则》（1999年版）等一系列象棋书籍，在出书品种、经济效益方面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呈并驾齐驱之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象棋书的品种丰富了，出版象棋书的单位也不再是“文革”前屈指可数的几家，选题重复的问题在此时已经露出苗头，但因为象棋环境和出版环境都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书的品种虽多，印数也比较大，但市场依然能够消化。直至2000年，全国还有《象棋》、《上海象棋》、《棋艺》（1998年起《北方棋艺》改名为《棋艺》）、《象棋研究》、《棋牌世界?象棋》（1999年于成都创刊）、《象棋天地》（中国象棋协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不定期丛刊）和《棋牌周报》、《象棋世界报》（1999年于丹东创刊，内部发行）等“六刊二报”并存。然而待到2004年，上述的六家刊物仅有《棋艺》、《象棋研究》幸存，《象棋世界报》“变身”为《象棋世界》月刊（用香港刊号），棋报全部消失。不能不承认象棋出版进入“低谷期”。
作为一个“编龄”20年、编辑过几十本象棋书刊的我，只能结合自身的经验，总结出几点教训：其一、选题不精；其二、印数确定不谨慎；其三、宣传不力。其实即使在目前这个出版环境很不好的时期，出版象棋书应该说还是有经济效益的，许多象棋初级入门书依然经常脱销、加印，但是出版象棋书的获利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中所占的份额不高，不可能成为出版社的经济支柱，往往被认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如果出版社的领导对棋书不感兴趣，那这个“可有可无”的小项目就极有可能被砍掉（笔者就是一个“被砍”的鲜活实例）。
象棋出版如何走出低谷，固然要期待大环境（出版环境、象棋环境）的改善，但光是期待未免太消极，象棋同仁应该群策群力，同舟共济，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环境，培育象棋市场！